只是想發洩情緒打打嘴炮，為什麼構成犯罪？

10 Jun, 2026

問題摘要：

網路嘴炮、氣話或玩笑，只要在客觀上足以使一般人心生畏懼，並實際侵害他人免於恐懼的意思自由，即可能構成刑法第305條恐嚇罪。恐嚇不以實際加害為必要，也不以行為人是否自認玩笑為準，而須綜合惡害內容、表達方式、社會通念及被害人反應判斷。情緒宣洩若逾越界線，仍須負刑事責任。

律師回答：

像在網路上，有一些網友不是真正的想恐嚇，只是想發洩情緒，於是就在被害人網路的留言版上留言說：「某某人你有種做這些事，小心出門會發生事情」，或只是開玩笑的想嚇嚇人，算不算犯罪？

關於這個問題，在網路與社群媒體高度發達的今日，言語表達的界線早已不再侷限於面對面衝突，許多人在情緒高漲時，習慣透過留言、私訊、限時動態或公開貼文「打打嘴炮」、「發洩不滿」，自認只是說說氣話、開玩笑嚇人，卻往往在不知不覺間跨越刑法所劃設的紅線，而構成恐嚇等刑事犯罪，核心原因就在於刑法評價言語行為時，並不以行為人主觀上是否自認只是玩笑為唯一判準，而是著重於該言語、文字或舉動，是否在客觀上足以使一般人心生畏懼，並實際侵害他人免於恐懼的意思自由法益。

依刑法第305條規定，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即成立恐嚇危害安全罪，其立法目的並非保護被害人免於實際危害的發生，而是在於防止他人透過不當外力施加心理壓迫，使人長期處於恐懼、不安的生活狀態，因此恐嚇罪不以惡害實際發生為必要，也不以行為人是否真心打算實現威脅內容為要件，只要行為人對惡害內容有所認識，並將該內容通知被害人，使其合理地心生畏懼，即屬該當。實務上早已反覆闡明，所謂惡害通知方式並無限制，凡一切言語、文字、圖像或舉動，不論直接或間接，只要足以使他人生畏懼心者，均包含在內，是否成立恐嚇，關鍵並不在於行為人自稱「我只是開玩笑」、「我只是氣話」，而在於被害人是否因此陷於不安，並須綜合社會一般通念、文化背景與具體情境判斷。

要注意的是，恐嚇的內容只能限於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這五種權利，若行為人要加害這五種權利以外的權利，則不能成立恐嚇罪。而只要行為人在主觀上對於惡害的內容具有認識，就是有恐嚇的故意，行為人而後將恐嚇內容通知被害人，使其產生恐懼感，就符合致生危害於安全的結果，構成恐嚇罪，不需要行為人真的有實現惡害內容的意思，也不管行為人最終的目的或動機是什麼。

刑法第305條保護個人免受恐懼自由之目的，對他人不當外力施加恐懼，使人畏怖為目的而為惡害之通知，受通知人因心生畏懼而有不安全感，則構成該罪。所謂惡害之通知方式並無限制，凡一切之言語、舉動，不論直接或間接，足以使他人生畏懼心者，均包含在內；至是否有使被害人心生畏懼，應以各被害人主觀上之感受，綜合社會通念判斷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64號刑事判決意旨）。實務會認為，被害人是否心生畏懼，應就惡害通知之內容、方法，以及社會大眾認知之民間習俗、文化背景等情況，綜合予以判斷，像是寄信附子彈就是典型的恐嚇罪，假若當事人並不因此害怕，這時就不會產生畏懼的心裡，其心裡免於恐懼的自由法益就沒有受到侵害，就不構成恐嚇。其間界限，有時很難有一個絕對標準，還是要個案認定。

必須看恐嚇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如果一般人聽到這個內容，在不明白你只是開玩笑的情況下，會心生恐懼的話，就算是開玩笑也算恐嚇。因為你應該可以知道別人聽了會害怕，雖然你只是開玩笑，但在這種情況下，你的意思就包含了就算別人害怕你也無所謂的成份在內，這樣一來就是故意恐嚇他人了。舉例來說：「小心！我拿玫瑰花淹死你！」這種話一般人聽了是能夠會心一笑的，就算有死這個字，也不會有恐嚇的問題。但像曾有一個新聞，有一個男子在飛機上想搭訕空姊，他笑著拿了一個紙條給空姊，上面寫「我要劫機」，想引起空姊的注意，結果一下飛機就被逮捕了。

正因如此，許多看似隨口一句的留言，例如在他人網路頁面寫下「你有種這樣做，小心出門會發生事情」、「走路最好看清楚一點」，在行為人眼中或許只是情緒宣洩，甚至自認語帶保留、並未明講要如何加害，但在一般人無法確定對方是否真的會付諸行動的情況下，仍可能被理解為對未來不利結果的預告，而使人心生恐懼，進而成立恐嚇罪。實務亦指出，行為人縱然主觀上只是想嚇嚇人，甚至認為自己沒有惡意，但若其明知該言語內容在一般情況下足以使人害怕，仍為之而對他人造成恐懼，即可認其具有恐嚇之故意，因為此時其意思已包含「即使對方害怕也無所謂」的容忍態度。

反之，若言語內容依社會一般經驗法則判斷，僅屬誇張、幽默，足以使人會心一笑，而非產生實質恐懼，例如「小心我拿玫瑰花淹死你」這類顯然不具現實可行性的表達，縱然出現「死」等字眼，仍不會被認為是惡害通知，自不構成恐嚇罪。實務案例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之一，即曾有男子為搭訕空服員，笑著遞上紙條寫著「我要劫機」，自認只是玩笑，卻因航空安全高度敏感，該言語在客觀上足以使一般人產生高度恐懼，最終仍遭依法究責，正凸顯「玩笑」與「犯罪」之間，並非取決於說話者的自我感受，而是取決於社會對該言語的合理理解。

進一步觀察法院在個案中的判斷標準，可以發現「是否令人心生畏懼」往往是最關鍵、也是最具彈性的認定核心，例如男子不滿鄰居經常移動其機車，留下紙條寫道「公德心，你再亂移車，小心3樓」，遭對方提告恐嚇，檢察官調查後認為，告訴人於事隔一週才報案，期間仍曾與被告發生正面爭執，難以認定其因該紙條而心生畏懼、採取迴避危險等行為，最終作出不起訴處分，顯示若被害人實際反應顯示其並未陷於恐懼，恐嚇罪即可能不成立。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8年度上易字第1044號判決意旨：「依一般民間信仰對於冥紙之使用及其意涵觀察，在祭祀儀式中擺放冥紙於案桌並予以焚燒，用以表彰在世之人對於已故祖宗或先人追思崇拜之情，應屬該等祭祀工具之一般通常用法，固難謂業已傳達任何即將加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之意思通知。惟伴隨著社會生活快速演進及價值觀念漸趨多元，對於冥紙之使用方式、場合，及其所被賦予之表徵意涵，已有迥異於傳統習俗之不同解讀，以致於在發揮日常祭祀作用以外，另有作為其他暗示或隱喻用途之次要意義。尤其藉由新聞媒體、戲劇呈現及網際網路之報導、演出、轉載，類如郵寄冥紙至他人住處，作為即將加害他人生命、恐將造成傷亡之警告用途，抑或直接在他人住處或營業場所拋灑大量冥紙，使人與遭受不測以致死亡之意象產生連結，進而感受畏懼而影響其意思活動自由，於現今社會生活中應屬一般通念。行為人認知其拋灑冥紙之舉動意在恫嚇他人，而遭拋灑冥紙之一方亦因目睹此一經過，擔憂自己生命、身體、自由即將面臨危害而深感畏怖，綜合觀察行為人之主觀意思及客觀行為，顯係藉由拋灑冥紙舉動所象徵施加惡害之意涵，用以傳遞恐嚇訊息，在此情形下，法院究不得無視於行為人及被害人之主觀意欲與感受，僅憑冥紙在祭祀行為及傳統習俗上之普遍用途，一味執著於神怪力量之介入作用，將之詮釋為人力難以操控之『祝禱』、『詛咒』等狹隘觀點，逕予曲解行為人藉由拋灑冥紙舉動所表彰之恐嚇危害安全目的。」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105年度上易字第224號

按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指行為人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等事通知他人，使其心發生畏怖心理，所表示者在客觀上一般人認為足以構成威脅，以致被恐嚇者之生活狀態陷於危險不安之境，罪即構成，且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其構成要件，於行為人之主觀意圖上，只要行為人對於惡害之內容具有認識即得謂有恐嚇之故意，至行為人對於惡害實際發生之可能性，有無實現惡害之意思及其最終之目的或動機何在，均在所不問。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105年度上訴字第1983號

按刑法上所稱恐嚇，祇須行為人以足以使人心生畏怖之情事告知他人即為已足，其通知危害之方法並無限制，凡一切以直接之言語、舉動，或其他足使被害人理解其意義之方法或暗示其如不從將加危害，而使被害人心生畏怖者，均應包括在內。而該言語或舉動是否足以使他人生畏怖心，應依社會一般觀念衡量之，如行為人之言語、舉動，依社會一般觀念，均認係惡害之通知，而足以使人生畏怖心時，即可認屬恐嚇（最高法院22年上字第1310號判例參照）。

相對地，在另一件案件中，高職畢業生因不滿導師，於領取畢業證書當日，委託他人將祭祀死者用之罐頭塔送至導師辦公室外，並附上「敬輓」、「駕鶴西歸」、「音容宛在」等文字卡片，該行為在社會通念上已明示告訴人「去死」或「不得好死」之意涵，足以使被害人心生畏懼，影響其生活安全，判決恐嚇罪成立，顯示即便沒有一句直接的威脅語句，象徵性行為與文字仍可能構成惡害通知。此類判斷模式，也反映在冥紙、詛咒與恐嚇的區別上，雖然過往實務曾認為，單純以神鬼、詛咒、符咒嚇人，因非人力所能操控，客觀上難以實現，通常不構成恐嚇罪，例如下咒、應報思想僅屬觀念表達，難以認定足以使被害人生活狀態陷於危險不安，但隨著社會經驗變遷，若詛咒行為結合其他具體加害暗示，或採取足以使人聯想到現實危害的方式，例如寄送冥紙、公開拋灑冥紙於住處或營業場所，實務已逐步認定其不再僅是祝禱或詛咒，而可能轉化為象徵性惡害通知，構成恐嚇罪（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8年度上易字第1044號判決意旨）。

某張先生不滿陳姓鄰居三不五時亂移其機車，就留了紙條「公德心，你再亂移車，小心3樓」，遭陳姓鄰居提告恐嚇。地檢署調查時，張先生辯稱沒有恐嚇意思，「小心3樓」只是署名，而且只是要對方不要再移動他的機車。檢察官最後認定，告訴人是事隔一週才報案，而且當晚還曾為此與張先生發生爭執，難以認定其有何心生畏懼、遭恫嚇後迴避危險等情形，因此予以被告不起訴處分。

另一個案例，某高職畢業生與導師相處不睦，學生認為遭老師不公平待遇，乃心生不滿，因此在領到畢業證書當日，就委託他人將祭祀死者用之奠品罐頭塔送到導師辦公室外，並在這罐頭塔上黏貼「冤家○○同學敬輓」、「敬悼○○老夫人仙逝」之輓聯，另附有「致○○○」、「音容宛在」、「駕鶴西歸」、「西方極樂」等卡片。經老師提出告訴，法院判決認為學生以此方式恐嚇告訴人，使告訴人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法院認為這樣以罐頭塔方式及附上前述內容的卡片，明示是要告訴人去死或不得好死之意思，使被害人心生畏懼，判決恐嚇罪成立。

「只是開玩笑嗎？別人下咒弄我，我能不能告他？」這類問題在實務諮詢中並不少見，尤其當事人發現對方以詛咒、符咒、神鬼、應報思想等方式對自己進行精神騷擾時，往往會直覺聯想到刑法上的恐嚇罪，認為既然對方宣稱要讓自己不得好死、疾病纏身、家破人亡，甚至牽連祖宗十八代，這樣的行為是否已經構成犯罪，然而實際上，刑法對於恐嚇罪的成立設有相當明確且嚴格的要件，並非所有令人不悅、恐懼或厭惡的言語與行為，都能直接落入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的處罰範圍。

依刑法第305條規定，恐嚇罪必須同時具備兩個核心構成要件，其一為行為人須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為內容，其二則須因此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亦即受通知者因該惡害通知而心生畏懼，生活狀態陷於不安。

乍看之下，下咒、詛咒他人不得好死、遭逢災厄、疾病纏身，似乎可以勉強納入「加害生命或身體」的範疇，然而關鍵問題並不在於詛咒內容本身是否涉及生命或身體，而在於該行為是否足以在客觀上對被害人造成刑法所欲防止的「危害於安全」之結果。

依現行法院實務見解，若行為人僅以神鬼、符咒、詛咒、應報思想等方式對他人進行恐嚇，其所宣稱之危害內容，並非人力所能直接或間接掌握，亦無法透過科學或經驗法則加以驗證是否能實現，客觀上屬於「難以實現」之危害，通常不被認為足以使被害人之生活狀態陷於實質危險不安，因而不該當刑法第305條所稱之恐嚇危害安全行為。高等法院106年上易字第755號判決即指出，行為人僅以冥紙、詛咒等方式表達對他人不滿，縱然造成收受者心理不適、厭惡或困擾，然若未伴隨其他具體、可由人力支配之加害生命或身體的行為或通知，尚難認定已構成恐嚇罪，因為此類行為無法客觀上對被害人造成生活安全上的實質危殆。

另於高雄地方法院102年審訴字第2123號判決中，法院亦明確表示，符咒、下咒、應報思想等，充其量僅屬行為人內心觀念或信仰表達，縱使行為人主觀上深信鬼怪存在、符咒有效，然在欠缺客觀可驗證性之情況下，法律難以認定其具有足以使人心生畏怖、影響生活安全之現實可能性，因此不構成恐嚇致生危害安全之行為。

基於此一見解，即便當事人掌握對方下咒的具體證據，例如發現貼有自己照片的稻草人、符紙、法器，或得知對方公開宣稱已請法師作法詛咒自己，若該行為僅止於精神層面的騷擾，而未伴隨其他可由人力操控、具體指向未來加害行為的通知或舉動，實務上仍高度可能認定刑法第305條第二要件並不存在，提起恐嚇罪告訴亦可能以敗訴或不起訴收場。

這並不表示法律對於此類行為完全放任，而是因為刑法作為最後手段，僅介入於對法益侵害已達一定嚴重程度之情形，對於尚未達此程度的行為，仍可能透過其他法律途徑加以處理，例如若詛咒行為已構成反覆騷擾、尾隨、監控，則可能符合社會秩序維護法或跟蹤騷擾防制法的適用要件；若行為人與被害人具有親密關係或家庭關係，亦可能透過保護令制度加以處理，以防止精神暴力的持續發生。

從整體實務脈絡觀察，恐嚇罪的判斷標準始終圍繞在「是否侵害被害人免於恐懼的意思自由」此一核心法益，而非單純檢視言語是否惡毒、行為是否令人反感，法院在判斷時，必須同時考量行為人所表達的危害內容是否屬於人力可支配、是否具有現實可行性，以及受通知者是否因此合理地心生畏懼，並依社會一般通念判斷其生活安全是否受到實質影響。

因此，恐嚇罪的成立與否，並非取決於行為人是否真的打算傷害對方，也不是以行為人是否只是情緒宣洩或自認開玩笑為判準，而是取決於其言語或行為，在客觀上是否足以使一般人心生畏懼，並實際使被害人陷於不安狀態，一旦跨越這條界線，即可能構成犯罪；反之，若僅止於神鬼詛咒、符咒騷擾等難以實現的威嚇手段，雖然道德上可議、觀感不佳，卻未必能透過刑法加以處罰。

這正顯示法律並非萬事屋，並非所有不愉快的人際衝突都能藉由刑事手段解決，面對此類情形，與其期待刑法全面介入，不如冷靜評估行為性質，選擇適當的法律途徑，避免在情緒與恐懼交織下，對刑事責任產生不切實際的期待。至於「下咒回去」這種想法，當然只是玩笑，真正重要的，仍是在言語與行為的邊界上保持理性，避免讓衝突升高到無法收拾的法律風險，這才是法治社會對每一個人的最低期待。

綜合而言，恐嚇罪的成立與否，並非以行為人是否真的想傷害對方、是否只是情緒宣洩、是否自認開玩笑為斷，而是取決於其言語或行為，依社會一般觀念，是否足以使一般人心生畏懼，並實際使被害人陷於不安，侵害其免於恐懼的自由；在情緒表達與刑事責任之間，法律所劃設的界線或許模糊，但一旦跨越，後果即非一句「我只是嘴炮」所能輕易卸責，這正是現代法治社會對言語暴力所採取的明確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