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自己成為犯罪嫌疑人，該怎麼辦？從刑事訴訟法體系理解你真正擁有的權利與應對策略

28 Oct, 2016

問題摘要：

成為犯罪嫌疑人，往往不是因為你做錯什麼，而是因為你被捲入一個尚未釐清的事件。在刑事程序中，真正決定命運的，往往不是「你有沒有做」，而是「你在第一時間怎麼做」。本文從刑事訴訟法第93條至第100-2條出發，完整拆解詢問與訊問的差異、拘提與逮捕的界線、搜索的合法要件，並深入解析緘默權、律師權與請求調查有利證據的實際運作方式。透過制度與實務的交織說明，讓你理解：面對國家追訴機關時，你不是被動配合的對象，而是擁有完整防禦權的程序主體。

律師回答：

沒有人想成為犯罪嫌疑人，但是在每個人都會遭人誤會的時候，這時若對法律程序有更深入的暸解，就可以更保障自己的權利遇到前來執行偵查職務之警察、憲兵偵辦時，該怎麼應對呢？

關於這個問題，在刑事程序中，「犯罪嫌疑人」並不是一種道德標籤，而是一個純粹的程序角色。它的意思僅僅是：國家暫時認為，你可能與某一刑事事件有關，因此需要透過偵查程序來釐清事實。這個身分，既不等於你有罪，也不代表你一定會被起訴，更不意味著你的人生已經被宣判。然而，實務上，許多人的命運轉折，正是在「第一次面對警察或檢察官」的那一刻悄然發生。不是因為證據忽然出現，而是因為在高度壓力與陌生環境下，人們本能地「想解釋」、「想配合」、「想趕快結束」，卻不知自己已經一步步放棄原本屬於自己的程序權利。

首先，搞清對方的意圖，是來問事情，還是要訊問，前者是任意性回答，沒有配合義務，而後者就是伴隨，通知書或拘票乃於搜索票，這時請對方提出書面搜索票或拘票，否則不同意對方進入：居住的旅館、自己的房間、後車廂、汽車。除非被合法逮捕，否則警察憲兵不能拘束你的人身自由，可隨時表示要求離開，沒有義務配合前往任何地方。

刑事訴訟法的設計，並不是為讓國家更有效率地定罪，而是為在「國家追訴權」與「個人自由」之間，建立一道制度性的防線。這道防線，從你第一次被接觸開始，就已經存在。問題從來不是「法律有沒有給你權利」，而是「你知不知道你正在被帶進哪一種程序」。

當警察或憲兵前來接觸你時，第一個必須釐清的問題是：對方現在的行為，究竟是「任意性詢問」，還是已經進入「強制性訊問」？前者，屬於單純蒐集資訊的行政行為，你沒有配合義務，可以拒絕回答，也可以隨時離開；後者，則伴隨拘提、逮捕、搜索等強制力，必須有法律所要求的書面依據，例如拘票、搜索票或通知書。

在法律上，除非你已被合法拘提或逮捕，否則警察並無權限制你的人身自由。你可以明確表示要離開，亦無義務配合前往派出所、分局或任何場所。同樣地，警察若要進入你的旅館房間、住處、車輛後車廂或私人空間，原則上必須出示合法的搜索票；在未具備法定要件的情況下，你有權拒絕其進入。這些界線，正是刑事訴訟法試圖維持的權力邊界。

一旦你被拘提或逮捕，程序便正式進入刑事訴訟法第93條以下所規範的強制階段。依第93條規定，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拘提或逮捕到場者，應即時訊問；檢察官若認為有羈押必要，須於24小時內向法院聲請，否則應即釋放。這段規定的核心，在於防止國家以「偵查需要」為名，無限期拘束個人自由。刑事程序的每一分鐘，都必須有法律正當性。

在訊問開始前，司法人員必須踐行刑事訴訟法第95條的告知義務，依序告知你：一、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二、你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意思而為陳述；三、你得選任辯護人；四、你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這不是形式上的宣讀，而是程序正義的核心所在。因為唯有在知情的狀態下作出的選擇，才是真正的選擇。

緘默權，意味著你可以選擇「完全不就案情回答任何問題」。它不是片段式的權利，而是一種整體的防禦策略。實務上，並不允許一邊選擇性回答，一邊拒絕回答，因為那會使供述產生片段化風險。當你無法判斷「現在該說什麼才對你有利」時，唯一理性的選擇，就是先保持緘默，直到你有專業協助為止。

這正是律師權存在的意義。刑事程序並非「你說實話就好」的道德對話，而是一場高度專業化的制度對抗。國家派出的是受過訓練的警察與檢察官，而你唯一可以對等的資源，就是律師。當你表示要請律師，在律師到場前，原則上不得開始訊問；即便在法律允許的時間限制下得續行訊問，你仍得保持緘默。律師到場後，你與律師依法享有獨處時間，使你得以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冷靜整理事實、理解風險、決定策略。

刑事訴訟法從來沒有要求你「證明自己清白」，它要求國家「證明你有罪」。但這個原則，只有在你知道如何使用法律賦予的權利時，才會真正存在。成為犯罪嫌疑人，並不意味著你站在懸崖邊；真正危險的，是在不解程序的情況下，誤以為「配合就是最好選擇」。

面對專業的追訴機關，我們也有權利請專業的人來協助我們。如果我們要請律師來幫忙，在律師來之前，警察、檢察官不可以開始訊問，但是也不能一直讓警察、檢察官等，如果4個小時之內律師沒有到，警察、檢察官還是可以開始訊問（第93條之1第1項第5款）。律師來之後，我們與律師可以有1個小時的獨處時間，可以讓律師解情況、提供法律諮商協助進行答辯（第34條第2項）。

刑事訴訟法之所以反覆強調「告知義務」，並非出於形式，而是因為在國家權力全面展開之時，唯有讓當事人清楚知道「自己正處於什麼程序」、「國家打算對你做什麼」、「你可以選擇什麼」，個人才能真正成為程序的主體，而非被動承受者。

第94條要求訊問前先確認人別，第95條要求逐項告知權利，第96條要求給予辯明犯罪嫌疑的機會，第97條規範分別訊問與對質，第98條禁止不正方法，第99條保障通譯，第100條要求將不利與有利之陳述均明確記載，第100-1條建立全程錄音錄影制度，第100-2條將前述規範擴張適用於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這一整組條文，構成一條完整的防線，其目的並不是讓偵查變得困難，而是確保「即便國家要追訴你，也必須在可被檢驗的軌道上進行」。

多數人真正的風險，並不在於「法律沒有保障」，而在於「不知道自己已經走進哪一條軌道」。警察一句「來配合一下說明」，可能只是任意詢問，也可能已經隱含刑事程序的啟動；一句「說清楚比較好處理」，可能只是安撫語氣，也可能已經構成對緘默權的實質侵蝕。若未能在第一時間辨識程序性質，就會在不自覺中，將原本屬於自己的選擇權，轉化為對國家敘事的配合義務。

在實務上，許多當事人於事後才發現，自己在警詢時所說的一句話，被寫成「坦承犯行」、「供述犯罪事實」，甚至成為檢察官起訴的重要基礎。回頭追溯，並非當事人「亂說話」，而是在當下誤以為「只是說明情況」、「只是幫助釐清」，卻未意識到自己已被定位為犯罪嫌疑人。刑事訴訟法要求告知罪名與權利，正是為避免這種「不知情的自陷風險」。然而，告知義務的落實，並不總是以最容易被理解的方式進行；因此，當事人更需要主動確認：「我現在是被當作證人，還是犯罪嫌疑人？」、「這是詢問，還是訊問？」、「我是否可以離開？」、「你是否有拘票或搜索票？」。

這些問題，並非挑釁，而是對程序的確認。刑事訴訟法所保障的權利，並非抽象存在，而是必須透過當事人的行使，才能轉化為現實效果。當你明確表示「我要請律師」、「我選擇保持緘默」、「請出示搜索票」，並不是在對抗國家，而是在要求國家回到它自己設下的軌道上行使權力。

「請律師」在戰術上的意義，並不僅是多一個人替你說話，而是立即凍結不對等的資訊與權力落差。在律師到場前，你可以合法保持緘默；在律師到場後，你可以在沒有外界壓力的情況下，重新理解案情、評估風險、決定是否陳述以及如何陳述。刑事訴訟法第34條第2項賦予被告與辯護人得為必要接見之權利，實務上形成「得有一定時間獨處諮商」的運作方式。這段時間的價值，不在於教你說謊，而在於協助你把情緒轉換為策略，把恐懼轉換為理解。

同樣重要的，是「請求調查有利證據」這一項權利。刑事程序並非單向追逐不利證據的競賽，而是以「發現真實」為目標的制度。第95條第4款明文規定，被告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這意味著，你可以主動指出：有哪些監視器畫面、通聯紀錄、在場證人、客觀資料，足以支持你的說法。雖然在警察階段，此一權利的實際效果有限，但在檢察官與法院階段，它具有實質意義。因為它將你從「被動被詢問者」，轉化為「主動提出事實主張者」，使程序不再只是對你不利的證據累積，而是形成雙向結構。

成為犯罪嫌疑人，真正需要面對的，不是羞辱，而是程序。刑事訴訟法並未假設你有罪，它只是要求：在真相尚未被證明之前，國家若要動用強制力，必須以你可理解、可回溯、可防禦的方式進行。這套制度的存在，意味著你並非站在懸崖邊，而是站在一條被法律劃定的道路上。你不必奔跑，也不必辯解，只需要知道：你可以停下來，你可以詢問，你可以拒絕，你可以請求協助。

在刑事程序中，最危險的從來不是「被懷疑」，而是「在不知道自己已被懷疑的情況下，放棄原本屬於自己的選擇權」。法律給你的，從來不是「保證無罪」，而是「在國家要證明你有罪之前，你有權利保持沉默、有權利請求專業協助、有權利要求程序正當」。理解這一點，才是「當自己成為犯罪嫌疑人，該怎麼辦」的真正答案。

所以請律師到場最重要的原因，我個人認為，就是當事人表示要請律師，在律師來之前，得保持緘默，不開口回答任何問題。可以有4個小時等律師來。律師來之後，可以要求與律師討論案情，警察不能在旁，協助自己冷靜思考案情的機會，進一步尋找案件的解決。

最後一件就是可以請求調查有利的證據，這是基於國家中立性的地位，所以我們可以請警察、檢察官幫我們調查證據，但千萬不要想太多，尤其在警察那邊，可以說是可有可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