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第六條規定註釋-權利能力始終點
民法第6條規定：
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
說明：
本條規定內為權利能力的始點與終點，確立自然人的權利能力自出生開始，至死亡為止的法律規範。權利能力指的是一個人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法律地位，此條文明確規範其始點與終點，以確保法律適用上的一致性與穩定性。
本條之立理理由略以，謹按自然人之權利能力，關係重要，在民法草案僅規定以出生為始，未及其終，蓋以終於死亡，為當然之事，故未特設規定。本法以自然人自出生以迄死亡，皆為權利能力之存續期間，故並規定其始期及終期。
法律保障與社會意涵
民法第六條規定的權利能力，體現法律對個人人格尊嚴與生命權的尊重。每一個自然人自出生開始，便享有平等的權利能力，無論性別、年齡或社會地位。在法律的框架下，死亡並非權利的結束，而是進入繼承與權利轉移的開始。這一規定不僅確立法律適用的穩定性，也為處理家庭繼承、社會福利及醫療決策等問題提供明確的法律依據。
權利能力的始點：出生
民法第六條規定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在學說上，對於何謂「出生」有不同見解，包括「一部露出說」、「全部產出說」、「斷帶說」及「獨立呼吸說」等。然而，通說採取「獨立呼吸說」，即新生兒與母體完全分離並能自主呼吸，才被視為正式出生。這樣的標準確立新生兒從母體分離並開始自主呼吸的那一刻，取得法律上的權利能力。
出生的定義：
民法第六條規定，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所謂「出生」，是指與母體完全分離，並能獨立呼吸。學說上對於出生的定義有多種見解，包括陣痛說、一部露出說、全部產出說、斷帶說和獨立呼吸說，所謂出生，採獨立呼吸說者，指與母體完全分離，能獨立呼吸，而保有生命而言。通說採「獨立呼吸說」。換言之，只有當新生兒能夠自主呼吸時，才認定為已經出生，從而獲得權利能力。
自然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即依民法第6條規定，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換言之，出生乃法律事實中自然事件，所謂「出」或「生」，係指與母體完全分離，而能獨立呼吸而言。關於出生學說上有陣痛說、一部露出說、全部產出說、斷帶說、獨立呼吸說等見解，通說採「獨立呼吸說」。
關於人的出生及時期，主張自己利益者，例如遺產繼承之主張，應負擔舉證責任，戶籍簿上所為的身分登記，並非絕對，但仍為重要之證明方法，其他的資料或醫生證明亦得作為輔助。
權利能力的終點：死亡
自然人的權利能力終於死亡，即當一個人被認定死亡時，其所有權利和義務均告終止。傳統上，我國以「心跳停止說」為判定標準，即當一個人的心跳、呼吸停止，並伴隨瞳孔放大，則被認為死亡。然而，隨著醫學技術的進步，近年來出現「腦死」作為另一種判定標準。根據《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4條第2項，當腦波停止，符合特定程序時，即可視為死亡。因此，我國現行法律中，心跳停止與腦死兩種標準並存，法院在具體案件中可能依據不同情境選擇適用。
死亡的界定-自然死亡與法律上死亡：
人的權利能力終於死亡。因此，何謂「死亡」？即「死亡」之定義與界限如何？關係到人之權利能力之變動與保護客體之評價。當然，「死亡」，僅指自然死亡而言，不及於法律上的死亡宣告，近年來醫、法兩界對於死亡界限之溝通漸趨一致，但立法工作往往落後在社會現況與科技進展之後，此景有待日後醫學與生物學專業知識引導社會理念之共鳴。
傳統上，我國以心跳停止說（心臟鼓動停止說）作為死亡的判斷標準，即當人的心跳停止、呼吸停止與瞳孔放大時，認為該人已死亡。近年來，隨著醫學進步，出現以腦波停止說（腦死）作為判定死亡的標準。根據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以腦死判定為死亡的時點，應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規定的程序為之。因此，目前我國的死亡判定標準存在兩種併存的情形：心跳停止說與腦波停止說。
我國目前仍以傳統見解採心跳停止說（心臟鼓動停止說）為死亡判斷之標準。新近見解採腦波停止說，係基於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前項死亡以腦死判定者，應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規定之程序為之，換言之，以腦死判定時，為死亡時點。
死亡是自然人權利能力的終期。人一旦死亡一切權利能力都歸消滅。人什麼時候才算死亡？通常對自然人死亡的定義，是採取心跳停止、呼吸停止與瞳孔放大三個要件，一個人具備這三種情形，就算是死。不過這種鐵例在人體器官移植條例頒行後已經受到挑戰，因為這條例對於人的死亡，是以腦死作為判定的標準。與現在的死亡判定標準是不同的，目前這兩種標準是併存的。
權利能力始於出生，未明文規定其終點，認為終於死亡為當然之事。本條規定在於保障每一個自然人的權利，宣示個人尊嚴及人類平等的理念。權利能力在法律上的終點為死亡。然而，對於何謂死亡（如腦死亡是否為法律上的死亡）尚無統一的社會通念和明確的司法判例，目前仍以現行法律規定為準。
「權利能力之終期」明文化之討論，最終以民法上之死亡，尚無社會通念可資判斷，現階段就此尚無判例，一般社會對腦死是否為死亡尚未形成社會通念，如何判斷腦死尚有困難等理由，終究仍維持現行民法規定。
死亡宣告：
根據民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失蹤滿七年後，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的聲請，為死亡宣告。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受死亡宣告者，以判決內所確定的死亡時間，推定其為死亡。這種推定並無擬制效力，得以反證推翻。死亡宣告的效力主要在於結束失蹤人原住居所為中心的法律關係，而不在剝奪失蹤人的權利能力。因此，即使被宣告死亡，若事後證明其尚存活，仍應恢復其權利能力。
依民法第六條規定，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另民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失蹤人失蹤滿七年後，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為死亡之宣告。」及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受死亡宣告者，以判決內所確定死亡之時，推定其為死亡。」，其所謂「推定」，並無擬制效力，自得以反證推翻之(最高法院五十一年台上字第一七三二號判例參照)，且死亡宣告之效力，在於結束失蹤人原住居所為中心之法律關係，而不在剝奪失蹤人之權利能力(施啟揚著「民法總則」第○八頁參照)。
出生與死亡的法律意涵
民法第6條通過規範權利能力的始點與終點，為自然人的法律地位提供明確的界定。從出生到死亡，權利能力的存續期間涵蓋個人一生中的所有法律行為與權利義務。這一規定不僅保障個人的基本權利，也體現法律對生命尊嚴的重視，並為法律實務中處理涉及出生、死亡及繼承的案件提供重要指引。
出生與死亡標誌著權利能力的開始與終結，對於個人及其法律關係具有重要意義。例如，權利能力的開始意味著新生兒能夠成為繼承人、享有贍養費及各種社會福利。而死亡則是繼承開始的時點，遺產在法律上由繼承人承受，並進入遺產分配程序。死亡宣告制度在失蹤人案件中同樣扮演重要角色，依據民法第8條，失蹤滿七年後，可由法院聲請宣告死亡，並以判決所確定的死亡時間作為推定死亡的時點。
死亡的法律意義-遺產與繼承
按「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一切自然人均因死亡而使權利能力歸於消滅，「死亡」為自然人生命的絕對消滅，且對於各種法律關係的變動關係密切，諸如民事法律關係產生之開始繼承、發生遺囑效力、發生各種保險金額請求權等以及刑事上有資為判定「人」與「屍體」等保護法益評價對象。
因為死亡不僅代表生命的終結，也標誌著法律上權利義務的轉移與重新分配。死亡作為一種自然法律事件，對於民事、刑事、行政等多方面法律關係的變動產生重大影響。在處理遺產和繼承問題上，構成法律適用的基礎。死亡標誌著自然人生命的結束，同時也是繼承程序的起點，對於民事法律關係的變動產生重大影響。
死亡在法律上具有重大意義，標誌著自然人權利能力的終止，並啟動繼承程序，涉及遺產分配、代理權終止、遺囑效力等多項法律問題。遺體的法律地位也顯示出對死者人格尊嚴的重視。通過一系列法律規定，死亡的法律效果得以明確界定，保障遺產處理的合法性與公平性，並維護當事人及其繼承人的合法權益。
死亡與繼承的開始
死亡是繼承程序的起點。根據民法第1138條，被繼承人死亡時，其遺產自動由繼承人承受。此時，遺產包括被繼承人生前的所有財產、債權及債務。繼承人有權決定是否接受遺產，並可以選擇概括繼承、限定繼承或拋棄繼承。這一繼承程序確保財產的合法轉移，同時也讓繼承人能夠根據自身情況決定如何處理遺產，避免因繼承債務而陷入經濟困境。
當自然人死亡後，其權利能力終止，所有權利義務進入繼承程序，由繼承人承受。關於遺產的所有法律行為應由繼承人進行，被繼承人生前的代理人，其代理權限在被繼承人死亡後除特殊約定或法律例外外，應歸於消滅。這些規定保障遺產處理的合法性和繼承人的權益。
代理權及委任關係的終止
自然人死亡後，其生前委任的代理關係亦隨之終止。根據民法第550條，除非有特別約定或因事務性質需延續，代理權在被繼承人死亡時自動消滅。這一規定旨在避免代理人在被繼承人死亡後繼續行使代理權，進而保障遺產的完整性與合法性。同時，這也意味著繼承人需接手處理被繼承人生前未完成的法律行為，包括清償債務、處理遺產分割等。
人之權利能力終於死亡，其權利義務因死亡而開始繼承，由繼承人承受，故關於遺產之法律行為，自當由繼承人為之，被繼承人生前委任之代理人，依民法第五百五十條之規定，其委任關係，除契約另有訂定，或因委任事務之性質不能消滅者外，自應歸於消滅（最高法院民事判例51 年台上字第2813號可資參照）。
遺囑效力與保險金請求權
死亡不僅啟動繼承程序，也使遺囑效力開始發生。根據民法相關規定，遺囑在立遺囑人死亡時生效，且遺囑所涉及的財產分配、贈與、遺贈等行為均需依法執行。除此之外，死亡還會引發各類保險金的請求權，如人壽保險、意外險等保險給付，這些保險金通常不納入遺產，而是根據保險契約直接給付給受益人。
遺體與死後之人格權
又自然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人格權則在於保障人的尊嚴與人格不受侵犯，因而民法第194條及第195條規定，主要是保障生存之人的人格權，是否包括死後之人格權，在學說上尚有爭議。至於遺體之法律性質，依學說見解，因自然人之身體，在生前乃是與人類個人本性合成一體之人格的權利化，而形成法律上人格（即權利能力），身體本身並無獨立作為權利客體之餘地，若因死亡致使共法律上人格消滅而變成遺體峙，關於共管理、使用、收益、處分等權限，與舉喪、埋葬（納骨）、祭犯等相關事項間，確實存在著特殊法律關係，基於該特殊性，遺體在法律上具有特別地位而有別於民法上一般的「物」，惟是否有民法第196條之適用，則未見論述。
自然人死亡後，雖然其權利能力消滅，但遺體在法律上仍具有特殊地位。遺體不應視為一般的「物」，因為自然人身體在生前與人格權密不可分。民法第194條和第195條規定人格權的保護，但是否涵蓋死後人格權，學界尚有爭議。目前多數見解認為，死者的尊嚴應受到保護，因此遺體的管理、使用、處分等行為須符合法律與倫理規範。
目前德國及日本等外國立法例對此均無明文規定，而德國學者通說就侵害死者之一般人格權（包括遺體處理之損害）得否類推適用民法第194條及第195條規定，乃採否定見解（吳煜宗著，遺體遺骨是否為遺產？收錄於月旦法學教室第33期，第14至15頁；黃茂榮著，債法總論第二冊，第114至115頁等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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