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三百十一條規定註釋-免責條件

刑法第311條規定：

以善意發表言論，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罰：

一、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

二、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

三、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

四、對於中央及地方之會議或法院或公眾集會之記事，而為適當之載述者。

說明：

刑法第311條係關於事實之「意見表達」或「評論」，就誹謗罪特設之阻卻違法事由。而刑法第309條所稱「侮辱」者，係以言語、舉動或其他方式，對人為抽象的、籠統性侮弄辱罵而言，至同法第310條稱「誹謗」者，則係以具體指摘或傳述足以毀壞他人名譽之事而言，二者應有所分別。是以刑法第311條針對誹謗行為，雖定有不罰事由，然於公然侮辱行為，並無適用餘地（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116號刑事判決）。

再按刑法對於破壞他人名譽之行為，規定有普通誹謗罪（第三百十條第一項）與加重誹謗罪（第三百十條第二項）二種犯罪類型；復為調和憲法所保障之言論自由，一旦行為人所為之行為該當上述二種類型誹謗罪構成要件時，另定有五種阻卻違法之事由。其中涉及論述他人事物且與本案有關之阻卻違法事由有：第三百十條第三項「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第三百十一條第三款「以善意發表言論，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罰：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二種。該二種阻卻違法事由之差異，前者係對於「事實陳述」之阻卻違法，後者則係針對「評論」所為之規定；惟無論前後者何種規定，行為人所為之事實陳述、評論、或者夾議夾敘，至少須與公共利益（可受公評）有關，始有阻卻其構成要件行為違法性之可能。據此觀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五百零九號解釋「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十一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旨。至刑法同條第三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就此而言，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旨趣並無牴觸」，該號解釋前段主要在說明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誹謗罪規定並未違憲，係為調和言論自由與個人法益而設，換言之，言論自由仍應受法律約束；後段則針對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前段，有關行為人所為「事實陳述」能否阻卻其構成誹謗要件行為違法性之規定為違憲審查。雖該第五百零九號解釋就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前段規定補充以：非謂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真實、行為人雖不能證明真實，但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得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應負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節略），透過刑事訴訟程序中舉證責任之轉換，間接擴大行為人免責範圍；然而並未同時對同條項但書有所解釋，是故如若行為人所為之「事實陳述」或者「評論」，完全無關於「公共利益」，或非可受「公評」之事項者，自不能援引該第五百零九號解釋阻卻行為人誹謗構成要件行為之違法性。又按言論自由為憲法所保障之人民基本權，法律固應予以最大限度之維護。又惡意散布謠言，傳播不實之言論，反足以破壞他人之名譽及公共利益，依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自得予以合理之限制。另按單純「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有所不同，單純「事實陳述」本身是「事實」真實與否問題，「意見表達」原則上是主觀價值判斷，言論表達若單純以「事實陳述」方式呈現時，表意人如明知所言並非真實，或過於輕率疏忽未能合理探究所言是否為真實，此時即應認表意人具備有「真正惡意」，自不在言論自由保障範疇，容無疑義，然單純「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二者間有時並非截然涇渭分明，衡有夾雜其間或混雜在一起情形，在此情形，既夾雜、混雜有單純「事實陳述」，即有介入審查事實真偽必要，不得率以言論自由為名為包裝而不論究「事實陳述」真偽（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2年度上易字第366號刑事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