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一規定註釋-妨害秘密罪

刑法第315-1條規定：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說明：

 

目前社會使用照相、錄音、錄影、望遠鏡及各種電子、光學設備者，已甚普遍。惟以之為工具，用以窺視、竊聽、竊錄他人隱私活動、言論或談話者，已危害社會善良風氣及個人隱私，實有處罰之必要，爰增列本條，明文處罰之。至未透過工具之窺視或竊聽，則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以秩序罰處罰之。

 

未得他人同意而任意以工具偷窺或偷錄他人隱私部位，已侵害個人隱私權，如有製造或散布之行為，影響尤為嚴重，應有處罰必要，為避免此種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之疑義，於各款之行為客體增訂「身體隱私部位」以杜爭議。

 

按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又對個人前述隱私權之保護，並不因其身處公共場域，而失其必要性。即他人之私密領域及個人資料自主，在公共場域亦有可能受到干擾，而超出可容忍之範圍，尤以現今資訊科技高度發展及相關設備之方便取得，個人之私人活動受注視、監看、監聽或公開揭露等侵擾之可能大為增加，個人之私人活動及隱私受保護之需要，亦隨之提升。是個人縱於公共場域中，亦應享有依社會通念得不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接近等侵擾之私人活動領域及個人資料自主，而受法律所保護，此觀司法院釋字第603號、第689號解釋意旨自明。故而隱私權屬於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殆無疑義。而有無隱私權合理保護之期待，不應以個人所處之空間有無公共性，作為決定其是否應受憲法隱私權保障之絕對標準。即使個人身處公共場域中，仍享有私領域不被使用科技設備非法掌握行蹤或活動之合理隱私期待。再者，解釋法律條文時，除須斟酌法文之文義外，通常須斟酌規範意旨，始能掌握法文構成要件之意涵，符合規範之目的及社會演進之實狀，而期正確適用無誤。按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妨害秘密罪之立法目的，係對於無故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之行為，予以限制，以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所謂「非公開之活動」，固指該活動並非處於不特定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態而言，倘處於不特定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態，即為公開之活動。惟在認定是否為「非公開」之前，須先行確定究係針對行為人之何種活動而定。以行為人駕駛小貨車行駛於公共道路上為例，就該行駛於道路上之車輛本體外觀言，因車體本身無任何隔絕，固為公開之活動；然由小貨車須由駕駛人操作，該車始得移動，且經由車輛移動之信息，即得掌握車輛使用人之所在及其活動狀況，足見車輛移動及其位置之信息，應評價為等同車輛使用人之行動信息，故如就「車內之人物及其言行舉止」而言，因車輛使用人經由車體之隔絕，得以確保不欲人知之隱私，即難謂不屬於「非公開之活動」。又偵查機關為偵查犯罪而非法在他人車輛下方底盤裝設GPS追蹤器，由於使用GPS追蹤器，偵查機關可以連續多日、全天候持續而精確地掌握該車輛及其使用人之位置、移動方向、速度及停留時間等活動行蹤，且追蹤範圍不受時空限制，亦不侷限於公共道路上，即使車輛進入私人場域，仍能取得車輛及其使用人之位置資訊，且經由所蒐集長期而大量之位置資訊進行分析比對，自可窺知車輛使用人之日常作息及行為模式，難謂非屬對於車輛使用者隱私權之重大侵害。而使用GPS追蹤器較之現實跟監追蹤，除取得之資訊量較多以外，就其取得資料可以長期記錄、保留，且可全面而任意地監控，並無跟丟可能等情觀之，二者仍有本質上之差異，難謂上述資訊亦可經由跟監方式收集，即謂無隱密性可言。再者，刑法第315條之1所謂之「電磁紀錄」，係指以電子、磁性、光學或其他相類之方式所製成，而供電腦處理之紀錄；而所謂「竊錄」，則指暗中錄取之意，亦即行為人以某種設備置於被錄者難以查覺之暗處，暗中錄取被錄者之聲音、影像或其他不欲人知之資訊而言，不以錄取者須為聲音或影像為限。查GPS追蹤器之追蹤方法，係將自人造衛星所接收之資料透過通訊系統傳至接受端電腦，顯示被追蹤對象之定位資訊，透過通訊網路傳輸，結合地理資訊系統對於個人所在位置進行比對分析，而獲取被追蹤對象之所在位置、移動方向、移動速度以及滯留時間之電磁紀錄，固非為捕捉個人之聲音、影像，但仍屬本條所規範之「竊錄」行為無疑。原判決以公共場所亦有隱私權，進而用「隱私受侵害」取代「非公開」構成要件要素之涵攝，固有微疵，但不影響本件判決本旨。而檢察官上訴意旨，以陳○聰駕駛小貨車行駛在外，其行蹤為公眾可共見，且以GPS追蹤器所錄取之上述資訊，並非聲音或影像，即認不屬於非公開之活動，並以現實跟監追蹤之方式，亦同可收集使用GPS追蹤器所獲得之上開資訊，而謂無隱密性云云，按之前揭說明，自有誤會，其因此指摘原判決違法，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788號刑事判決）。

 

按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4條第1項規定：「違法監察他人通訊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犯罪行為主體並未規定限於公務員；參酌同條第2項所規範之對象，為執行或協助執行通訊監察之公務員或從業人員，第3項則為前2項營利犯罪之行為人，足見其第1項之處罰對象應係針對一般人民；況若認同條第1項之犯罪主體亦以公務員為限，則與同條第2項所規定之犯罪主體雷同，其第1項規定豈非成為具文；又同法第30條復規定同法第24條第1項之罪，須告訴乃論，茍同法第24條第1項之犯罪主體限於公務員，則公務員違法監察他人通訊，不僅侵犯被害人之隱私權，更違背公務員之忠實義務，有辱官箴，實不宜規定為告訴乃論之罪，足見同法第24條第1項之罪所規範之行為人，應為一般人民(參最高法院101年度臺上字第3416號判決)。足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4條第1項規定處罰對象不限於公務員或從業人員，一般人民均為處罰對象。再按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立法目的在保障人民之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而電信法第56條之1之立法理由，亦載明「按現行刑法第133條對於妨害通信秘密者雖有處罰，惟其處罰對象限於郵務及電報機關之公務員，『為確保憲法第12條所定秘密通信自由之保障，並因應未來電信自由化，特明定對於妨害秘密通信者之處罰』，以資規範」等語，以及刑法第315條之1之規定係排在刑法妨害秘密罪章來看，可知上開三罪均在保障人民之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而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妨害秘密罪，係針對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之處罰，係屬妨害秘密罪之概括規定，凡與妨害秘密罪有關，而不該當於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4條第1項及電信法第56條之1第1項之規定時，均成立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妨害秘密罪（此從該條文於94年2月2日修法時增訂行為客體「身體隱私部位」來看，更可看出該規定實屬妨害秘密罪之概括規定）（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3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11號討論意見參照），是以本案而言，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4條第1項之規定係屬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規定之特別法，且只要適用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4條第1項之規定，即足以包括非法侵犯通信秘密之不法內涵，則被告之行為雖同時符合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4條第1項之違法監察通訊罪、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妨害秘密罪之犯罪構成要件，惟該2罪係屬法規競合，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及重法優於輕法之原則，應從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4條第1項之規定論處。核被告所為，係犯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4條第1項之違法監察他人通訊罪（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7年度上訴字第1156號刑事判決）。

 

刑法第315條之1所稱「非公開之活動」，包含公共場域之隱私活動，被告王育洋於上開貨車車底裝設GPS衛星定位器，業已構成以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按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但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秘密空間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司法院釋字第585號、第603號解釋參照）。鑑於現今社會普遍使用照相、錄音、錄影、望遠鏡及各種電子、光學設備，用以窺視、竊聽、竊錄他人隱私活動、言論或談話，實已危害社會善良風氣及個人隱私，刑法第315條之1於88年4月21日增訂公布。此一規定所保護者，為人民免於身心傷害之身體權、行動自由、生活私密領域不受侵擾之自由以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權。其中生活私密領域不受侵擾之自由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權，屬憲法所保障之權利（司法院釋字第585號、第603號解釋參照）；免於身心傷害之身體權亦與上開闡釋之一般行為自由相同，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自由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理念，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亦屬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基本權利。對個人前述自由權利之保護，並不因其身處公共場域，而失其必要性。在公共場域中，人人皆有受憲法保障之行動自由。惟在參與社會生活時，個人之行動自由，難免受他人行動自由之干擾，於合理範圍內，須相互容忍，乃屬當然。如行使行動自由，逾越合理範圍侵擾他人行動自由時，自得依法予以限制。在身體權或行動自由受到侵害之情形，該侵害行為固應受限制，即他人之私密領域及個人資料自主，在公共場域亦有可能受到干擾，而超出可容忍之範圍，該干擾行為亦有加以限制之必要。蓋個人之私人生活及社會活動，隨時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或公開揭露，其言行舉止及人際互動即難自由從事，致影響其人格之自由發展。尤以現今資訊科技高度發展及相關設備之方便取得，個人之私人活動受注視、監看、監聽或公開揭露等侵擾之可能大為增加，個人之私人活動及隱私受保護之需要，亦隨之提升。是「個人縱於公共場域中，亦應享有依社會通念得不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接近等侵擾之私人活動領域及個人資料自主，而受法律所保護」。惟在公共場域中個人所得主張不受此等侵擾之自由，以得合理期待於他人者為限，亦即不僅其不受侵擾之期待已表現於外，且該期待須依社會通念認為合理者（司法院釋字第689號解釋理由書參照）。又刑法第315條之1所稱「非公開之活動」，通常指活動不對公眾公開而具有隱密性，亦即個人主觀上有「合理隱私期待」欲隱密進行其活動而不欲公開，且在客觀上所選擇之場所或所使用之設備亦足以確保活動之隱密性而言。而「合理隱私期待」之認定標準，除個人主觀上隱私期待外，兼及社會對此主觀期待之合理判斷。車輛使用人行駛於道路或其他公共場域，固係處於同時間利用同一空間之他人可得共見共聞之狀態。惟如前述，他人之私密領域及個人資料自主，如在公共場域受到干擾，而超出可容忍之範圍，該干擾行為亦有加以限制之必要，俾有不受他人持續追蹤及侵擾之私人活動領域，而得保有「獨處之權利」。且本條法文並未以「場所」作成構成要件，自不能排除以發生在公共場所之隱私侵擾行為作為處罰對象。是車輛在公共道路上之行跡，伴隨駕駛或乘員即時發生之活動行止，除明示放棄隱私期待之情形（例如：公共汽車或計程車於車身上標示駕駛人之姓名、保全從業人員駕駛公司裝設衛星追蹤器之車輛執行業務），通常可認其期待隱沒於道路上之往來車輛，不欲公開其個人行蹤。倘若汽車駕駛人駕車行駛於供公眾往來道路上，而無以特別之方式引起他人注視，其亦非公眾人物或基於公益事由而有行蹤為眾人週知之必要，應可認其主觀上不欲公開其個人行蹤，且汽機車經由車廂或頭戴安全帽與外界隔離，一同利用該公共道路之其他人車通常不易察覺該駕駛或乘員之身分，而能自在的選擇移動方向、路徑、速度以及停止地點，客觀上自無須採取其他確保活動隱密性之舉止。而經由衛星追蹤器即時紀錄車輛之動態行止及狀態，可以連結至駕駛或乘員之行蹤，仍與個人即時之隱私活動密切相關，並不當然排除在刑法第315條之1所保護對象之外。

再「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簡稱：GPS）係利用繞行地球之人造衛星持續發射載有衛星軌道資料與時間之無線電波，由地球上之接收儀器利用幾何原理即時計算接收儀器所在位置之座標、移動速度及時間。而GPS衛星追蹤器之追蹤方法，係將自人造衛星所接收之資料透過通訊系統傳至接受端電腦，顯示被追蹤對象之定位資訊，透過通訊網路傳輸，結合地理資訊系統對於個人所在位置進行比對分析，而得知被追蹤對象之所在位置、移動方向、移動速度以及滯留時間。…被告王育洋可依上開方式全面掌握該貨車之行蹤。而以GPS定位追蹤器可連續多日、全天候不間斷追蹤他人車輛行駛路徑及停止地點，將可鉅細靡遺長期掌握他人行蹤，此等看似瑣碎、微不足道之活動資訊，經由此種「拖網式監控」大量地蒐集、比對定位資料，個別活動之積累集合將產生內在關連，使以此等方式取得之資料呈現寬廣的視角場景，私人行蹤將因此被迫揭露其不為人知之私人生活圖像。質言之，經由長期大量比對、整合車輛行跡，該車輛駕駛人之慣用路線、行車速度、停車地點、滯留時間等活動將可一覽無遺，並可藉此探知車輛使用人之日常作息、生活細節及行為模式。此一經由科技設備對他人進行長期且密集之資訊監視與紀錄，他人身體在形式上雖為獨處狀態，但心理上保有隱私之獨處狀態已遭破壞殆盡，自屬侵害他人欲保有隱私權之非公開活動。而此亦為美國法院近年針對類似案件所採取之「馬賽克理論（mosaic theory）」（或譯為「鑲嵌理論」），即如馬賽克拼圖一般，乍看之下微不足道、瑣碎的圖案，但拼聚在一起後就會呈現一個寬廣、全面的圖像。個人對於零碎的資訊或許主觀上並沒有隱私權遭受侵害之感受，但大量的資訊累積仍會對個人隱私權產生嚴重危害。是以車輛使用人對於車輛行跡不被長時間且密集延續的蒐集、紀錄，應認仍具有合理之隱私期待。是被告王育洋所裝設之GPS衛星定位器確有發揮追蹤定位之功能，且透過該GPS衛星定位器業已回傳103年6月28日起至同年7月4日長達7日之上開貨車行跡，此一長期且密集利用電磁紀錄蒐集、竊錄上開貨車所在位置之定位資訊，進而掌握告訴人使用上開貨車行止、動向等，應認GPS衛星定位器所回傳上開貨車所在位置、動靜行止等資訊，已該當於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他人「非公開活動」及「竊錄」行為無誤。…按刑法第315條之1妨害秘密罪，以「無故」為構成要件，

而「無故」之意義，通說認係指「無法律上正當理由」，學理上有主張係違法性要素，有主張係構成要件要素，究其實質均屬排除行為不法之要件，可稱之為阻卻不法事由。而有無正當理由之判斷，須視行為者有無合理化其行為之事由而定，亦即綜合考量行為人行為之目的，行為當時之人、時、地、物等相關情況，及對方受干擾之程度等因素，合理判斷其行為所構成之侵擾，是否逾越社會通念所能容忍之界限。是所謂「正當理由」非謂行為人之行為有其目的或動機良善即屬之。另觀刑法第306條侵入住宅罪、第315條妨害書信秘密罪、第316條洩漏業務上知悉他人秘密罪，亦均以「無故」為構成要件，倘國家偵查機關或偵查輔助機關僅為犯罪偵查或刑事訴訟之舉證，而允許以此為由，侵入住宅（刑法第306條），開拆隱匿封緘信函（刑法第315條），窺視、竊聽、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刑法第315條之1），或允許醫師等專業人員洩漏因業務知悉之秘密（刑法第316條），則憲法對於居住安全、隱私權之保護豈非具文。以通訊監察為例，犯罪偵查機關為維護社會治安、保障人民權益，於調查犯罪（甚至重大刑案）時，如欲以監聽方式蒐證，必須基於偵查犯罪、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之目的，並符合法律所明定之嚴重危害國家、社會犯罪類型，依照法定程序，方得在法院之監督審核下進行通訊監察，始得為之，自不能認為國家偵查機關基於蒐集證據等之目的，即一概認定有侵犯人民隱私權之正當事由。因此，縱被告王育洋係基於偵查上開貨車使用人是否涉有走私私煙犯行之目的而侵害告訴人之隱私，因憲法上之法律保留原則乃現代法治國原則之具體表現，規範國家與人民之關係，依憲法第23條之規定，國家機關限制人民之基本權等重大事項原則上仍應有法律或法律明確之授權為依據，殊無由偵查機關憑一己之判斷或臆測，藉口犯罪偵查為由，即自行發動竊錄蒐證，而仍應審究是否具有法律上正當理由（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5年度上易字第604號刑事判決）。

 

按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妨害秘密罪之立法目的，係對於無故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之行為，予以限制，以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該條所稱「非公開之活動」，係指活動者主觀上具有隱密進行其活動而不欲公開之期待或意願（即主觀之隱密性期待），且在客觀上已利用相當環境或採取適當設備，足資確保其活動之隱密性者（即客觀之隱密性環境）而言（例如在私人住宅、公共廁所、租用之「KTV」包廂、旅館房間或露營之帳篷內，進行不欲公開之更衣、如廁、歌唱、談判或睡眠等活動均屬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78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聲請人所成立之「喵喵花園」LINE群組聊天室，在該群組內之發言，該群組內之成員均可看見，並非一對一之私人對話，且群組之成員依截圖所示，共計有115名，是該群組成員均可預見於該群組發言後，群組內之其餘成員均可瀏覽，則該發言實質上已處於特定之多數人得以共見或共聞之狀態，難認為「秘密」之非公開談話，且參以目前實務判決，亦均認為在通訊軟體LINE群組聊天室內之發言，倘有侮辱性之言語，尚構成刑法公然侮辱罪，則在LINE群組內所為之言論，是否具備上開客觀之隱密性環境，容有疑問。至於被告究係主動或被動得知、以截圖或翻拍為之，核與其是否該當上開罪名無涉。綜上，被告所為核與刑法第315條之1要件不符（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08年度聲判字第10號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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