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三百六十一條規定註釋-加重其刑

刑法第361條規定：

對於公務機關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犯前三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說明：

由於公務機關之電腦系統如被入侵往往造成國家機密外洩，有危及國家安全之虞，因此對入侵公務機關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犯行加重刑度，以適當保護公務機關之資訊安全，並與國際立法接軌。本條所稱公務機關，係指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所定之公務機關。

行政法學上，一般將「學校」列為中央或地方行政機關以外，性質上屬文教「公營造物」，亦即行政主體為持續達成特定之公目的，集合人及物之手段，在公法上所設置之行政機構，學說上另稱「公法事業機構」。民國92年6月25日增訂刑法第361條，對於公務機關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犯同法第358條至第360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其立法理由敘明：「由於公務機關之電腦系統如被入侵，往往造成『國家機密』外洩，有危及『國家安全』之虞，因此對入侵公務機關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犯行，加重刑度，以適當保護公務機關之資訊安全，並與國際立法接軌。本條所稱公務機關，係指『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所定之公務機關」。是應依該條規定予以加重處罰之對象，僅限於符合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所定之公務機關；且因係對於公務機關之電腦或其他設備中，與「國家機密」有關之電磁紀錄，予以入侵，致危及該公務機關之資訊安全，才有加重處罰之適用。而84年8月11日修正公布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第6款規定：「公務機關：指依法行使公權力之中央或地方機關」；並於第7款明定：學校屬「非公務機關」，且於立法理由第5項敘明：「個人資料之處理，因公務機關與非公務機關之性質不同，而宜作不同規範，爰於第七款及第八款分別規定公務機關及非公務機關之定義，並以『能否行使公權力』為區別之界限，分別規定在第二章及第三章。其中非公務機關之範圍，包括『不涉行使公權力』之公立醫院、『公立學校』……」，可見將「公立學校」明列為「非公務機關」。嗣於99年5月26日修正公布，法規名稱變更為「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移列為第2條，於第2條第7款、第8款規定：「公務機關：指依法行使公權力之中央或地方機關或行政法人」、「非公務機關：指前款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其他團體」；再於立法理由第9項、第10項敘載：「由於執行公務爾後將不限中央或地方機關，行政法人之組織型態亦將成為其中之一，爰將原條文第六款公務機關之定義，納入行政法人，以期周全，並改列款次為第七款。為配合本法放寬規範主體之修正意旨，爰修正原條文第七款非公務機關之定義，並改列款次為第八款」，可知此次修正，公務機關之主體放寬，加入行政法人。而參以「行政法人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行政法人，指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以外，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執行特定公共事務，依『法律』設立之公法人。」實際上，現已設立之行政法人，例如：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文化部依「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設立）、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科技部依「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設置條例」設立）、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國防部依「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設立），皆不含學校。綜合上述修法經過、立法理由、相關法律規定及學說見解，足見「公立學校」並非刑法第361條所稱之「公務機關」。本件原判決引用第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為臺中市北屯區文心國民小學（下稱文心國小）之教師，竟私行自同校教師紀帆豈（原名紀淑玲）、林雨青在學校所使用之電腦內，複製取得電磁紀錄等情。惟依上開說明，第一審判決理由欄誤引用國民教育法相關規定、司法院釋字第382號解釋，認定文心國小屬刑法第361條所稱之「公務機關」，原判決漏未依上開立法理由及法律相關規定予以究明、糾正，已有未洽。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又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分別為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是被告的自白，祇是認定犯罪事實所需的證據資料之一，並非唯一，即已充足，且縱然另有所謂的補強證據，復不以就犯罪的全部事實，加以補強為必要，但仍應對於構成犯罪的重要或關鍵部分，有所補強，達致不會令人產生合理懷疑的程度，才能符合同法第154條第2項所為「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規範的嚴格證明法則。上訴人就此部分行為，雖於第一審及原審為認罪自白之表示，惟依卷附紀帆豈警詢筆錄記載：「（警方提示由李玉貞所使用之電腦主機內所發現之資料，該資料為何人所有？）大部分都是我的私人資料。（上揭資料為何會出現於李玉貞所使用之電腦內？）這些資料是存在我學校所使用之辦公電腦裡面，我都將資料存在檔名『私人資料夾』內，且其中檔名為『重要資訊』資料夾內，有存放我的GOOGLE信箱、網路銀行、提款卡、公務上等所使用之帳號、密碼，這些我私人的資料都不應該會出現在李玉貞的電腦」；於偵查筆錄略載：檔案中「與淑玲聊天」部分，內容是我本人跟朋友湯○正的對話；在李玉貞電腦發現的檔案，有4個資料夾，其中記載「玲」就是我，裡面的資料有我私人暫存檔案，如跟很多人的LINE對話，還有一些照片，私人資料，包含司法文書，還有很重要的事，裡面放我的資料夾，是我所有帳戶的帳密，包含GMAIL、谷歌的帳密等語；另依卷附林雨青警詢筆錄記載：經我檢視資料夾「青」，裡面有個案紀錄、公文研討、104分享會資料、團輔、班輔宣導、學生輔導紀錄等資料，都是我公務上使用的資料，因為我擔任該校的輔導老師，所以這些資料都是屬於學生輔導密件資料；而檔名新增資料夾（2）及0000000資料夾，裡面是我與我朋友LINE通訊軟體的朋友私底下對話紀錄，都是我所有等語。則紀帆豈、林雨青遭私取之電磁紀錄，究竟哪一部分與「公務機關」之「國家機密」有關，似非明確。從而，上訴人此部分行為，是否符合刑法第361條、第359條之構成要件，亦非無疑義。究竟實情為何，非無再行研求餘地。原判決就此部分，遽行判罪，其證據法則之適用，容有未洽（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633號刑事判決）。